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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救护毛岸英兄弟
北京旅行网   2011-8-31   来源:网络   字号:【  】【打印】【关闭

  1930年10月,杨开慧烈士牺牲后,毛岸英、毛岸青、毛岸龙三兄弟到上海避难,不久,毛岸龙因病去世,毛岸英、毛岸青被董健吾牧师收养,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。

  董健吾是中共地下党员,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,与宋子文同学。1935年1月受宋庆龄之托,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,亲自送往陕北 ,因大雪封山,道路被阻,只好请张学良帮助,张学良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,由美国飞行员驾驶张学良的座机送他去延安,从此,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

  1936年上半年,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,因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,再次来到西安。任务完成之后,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,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。一次,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,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,饭也吃得很少,忙问是什么原因。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,十分喜爱,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,他很心疼。

  这次谈话之后,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,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,为了联络感情,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,刘鼎也表示同意。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,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,和董健吾很熟悉,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,给张学良送来,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,非以重金买下不可。董健吾却坚辞不受。

 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,张设家宴为之饯别。席间,张问有何要求,董说:“副座能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,我愿足矣!”张点头称是。但他又问,有没有私人要求?原来张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。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,也就提出要求说:“我有三个小学生,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,一个是我的儿子,如蒙照顾,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,以备日后为国效劳。”张学良面露笑容,答应照办。

 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,一天早上,突然接到李杜的一个电话,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。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。张告诉他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,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中见面。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,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,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。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,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(现淮海西路宝庆路)9弄3号,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,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。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,组织抗日活动,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,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,回东北继续抗日。张学良来访的目的,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,二是请他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。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。

  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,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,是件大事,不敢擅自决定,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,并请示如何办理。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(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,建国后曾任北京园林局局长,文革中被迫害致死)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。

  第二天一早,董、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。咖啡馆刚刚开门,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,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。一会儿,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,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:“来!认识一下,这位是李杜将军,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。”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。四人坐定后,张学良说:“董先生,非常抱歉,我这次秘密来上海,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。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,说是去考察,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,带回国内,借此机会,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,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?”

  对张学良的安排,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,张学良又说:“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。”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,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,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。事情谈妥后,张学良立即站起来说:“此地不便久留。”于是四人匆匆离开,张学良担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,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法国公园,一直看着董健吾和刘仲华两人平安进了公园,他才驾车离去。

  董健吾回去后,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,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,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,当时虽然是夏天,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,另外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,皮鞋、衬衫。不久,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、毛岸青、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,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,他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,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,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,在国外如何生活。

  上海地下党研究后,决定派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,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。

  1936年7月初,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,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,带着三个“儿子”,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,去苏联考察。随行的有他的副官、秘书、翻译,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,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,共9人。船经香港、西贡、孟买、苏彝士运河、地中海,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。

  在航行途中,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董寿琪回忆说:“在抵达马赛港前的一两天,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。那天晚上,几个随行的大人突然忙碌起来,先把窗帘拉好,又把船舱的房门反锁上,然后翻起了箱子,把压在箱底的许多小纸盒翻出来,偷偷地从窗口扔入海里。这下可把我们三个孩子惊呆了,这是干什么?岸英比较机灵,他趁大人不注意时,打开纸盒,原来全是锃亮的手枪子弹。于是岸青和我也来劲了,一齐帮着大人把纸盒往外面扔。当船到达马赛时,大人们还叫我们三个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,那就是每人口袋里塞进一支小手枪和几盒子弹,并且叫我们在舱里走了两圈。又教我们一旦有人检查时,神色不要慌张,我们都一一点头。尽管大人们安排得很周到,可一下船,我们心里仍是怦怦乱跳,生怕被搜出来。幸好那次检查并不严,只是马马虎虎地对了一下我们三个孩子的护照,就顺利地放行了。”

  他们到马赛后,即乘火车去了巴黎。在一家公寓住下后,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,谁知却遭到了拒绝。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,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,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。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,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,所以拒绝签证。也有人说:苏联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,故而拒绝外国人入境。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,三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。后杨承芳找到《救国时报》(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)编辑部,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,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,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。不久,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,同意毛氏兄弟入境,并送来签证,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。这时,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,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,只好返回了上海。

  毛氏兄弟和董寿琪在巴黎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,常和外国小孩打架。董寿琪回忆说:“在公寓住久了,对于那里的人事渐渐熟悉了。做招待的侍女们对我们比较好,有时我们三个跑去帮她们做点事。这家老板是个女的,有三个儿子,一个女儿,可就是没有见过她的丈夫。她的三个儿子比我们稍大点,衣着华丽,性格粗野,举止傲慢。有一次我们要去餐厅隔壁的娱乐房玩,他们故意寻衅,不让我们进去,我们一怒之下,冲了进去。他们拦不住,就伸出拳头,摆出要揍我们的架势。我们也不示弱,岸英高喊:‘洋人要欺负我们了,注意闪开!’他们蹦蹦跳跳,打的是洋式‘仆克欣’,我们则以中国式的‘开打’还击。激战了大约几分钟,桌子、椅子都翻了身,玩具也狼藉满地。岸青因人小,气力也小,吃了点亏,但对方一个小的也被我们打翻在地,哇哇直叫。隔天,他们又来偷袭,园子里栽着很多栗子树,遍地都是掉下来的栗子,他们捡来向我们投掷,想打个措手不及。其实我们对他们早有戒心,搬起园子里的藤椅当‘盾牌’,罩住头部和上身,然后又拾起栗子冲上去。他们只得抱头逃跑,大败而去。说也奇怪,‘不打不相识’,经过这两仗,他们反倒对我们客气起来,主动与我们握手言欢,并把他们心爱的玩具、小图书让我们欣赏。当我们要迁到别处居住时,他们还向我们馈赠礼物,列队欢送。”

 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苏联驻法领事馆,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亲自来巴黎接他们的康生。1937年初,康生护送毛氏兄弟来到莫斯科,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。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,爱称是谢廖沙,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。当年毛岸英14岁,毛岸青1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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